我去访问周子亚教授的时候，他正伏在临窗的写字台上，审阅一位年轻大学生的翻译文稿，案台上还放着好几本有关国际法的外文资料。热情而好客的周子亚教授，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笑着对我说:“你要是晚来两天，我就到北京开会去了。我将去那里参加中国国际法学会举办的海洋法学术讨论会和大百科全书法学分类国际法审稿会。”
年逾七旬的周子亚教授是我国国际法研究所的国际法研究室主任。就在前些日子，为去北京参加学术讨论会，他日夜奋战，撰就了两篇万字论文，一篇题为:《海洋法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另一篇就是:《海洋法中的大陆架问题》。
我们的谈话，是从这两篇论文开始的。一谈到海洋法，周子亚教授自然兴致勃勃起来，他告诉我:“一个海洋的时代就要来临了，各国都把注意力逐步转移到海洋上去。你瞧，海洋占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希腊哲学家撒尔斯曾形象地说过，一切取之于海洋，无穷无尽，一切归回到水中，什么也看不见。海洋是个宝藏，如各种矿藏、石油、天然气真是无穷无尽啊!海水、潮汛、波浪可以发电，海洋的生活资料也异常丰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渔场也都分布在大陆架海域。大陆架问题，海峡问题，海洋运输问题等等，无不涉及到海洋法啊!”
原先，我总以为，研究国际法，海洋法之类是个“冷门”学科，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也不禁热起来了。的确，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有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海洋矿藏开发和环境保护，国际商事仲裁，无不与国际法有关。正如周子亚教授所说的“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权益，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租经济利益，现在加强国际法海洋法的研究，尤其有着它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周子亚教授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已经有四十余年了。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去德国柏林大学专修过国际法。抗战以后回到国内，在重庆一所大学法律系、外文系任教。一九四六年，他去印度加尔各答、新德里、孟买等地的大学讲学，此后又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担任法律系的教授。回首往事，周教授感慨地对我说，他对研究国际法意义的认识，开始也并不是那么明确的。
“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旧中国度过的，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学法律与外交的要高人一等。其实，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只是一个受尽掠夺的地方，反动政府搞的是屈辱外交，祖国的利益哪里有保障。什么不平等条约，割让租界，这一切难道都是符合国际通例的吗?”
说到这里，周子亚教授不由地激动起来，他想起了在厦门大学教书时的一件往事。当时，轰动北平的沈崇事件传到了南国。他气愤极了，立即在杂志上撰文，从国际法的角度，谴贵了美国兵暴行的卑劣行径和反动政府放弃国家主权的可耻行为f呼吁惩办犯罪美兵，主张保卫国家主权，从此，周子亚教授把自己对国际法的研究，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思考着如何让这门学科为祖l的利益服务。
然而，真正得以实现他的这一夙愿，还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我知道，周教授解放后不仅从事国际法的教学工作，参加法律咨询和立法工作，而且编译过不少俄文版、英文版、德文版的有关国际法及国外人物传记的资料。
“现在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国际法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薄弱环节啊。”周教授随手取出一份外国人编写的有关找国特区的经济资料递到我的面前说:“你看，这些东西他们研究得比我们还详尽，材料也丰富，可我们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做这项工作呢。”他指着书架上放着的那部约二百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法》专著(外文版)，接下去说:“国外这种书籍的出版，对我国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同志来说，也是可以借鉴的。”
交谈间，周教授的夫人高曼玲同志进来了。她也插话说，“子亚本来是抽烟的，抽烟史也有三十多年了，前几年他下决心把烟戒了，一来是为自己的身体能健康些，二来也是为了在桑榆之年为祖国的法学事业多做些事。”对于周子亚同志从事法学研究的韧性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我过去亦有所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夜深。平时，他对每一篇学术论文总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那本刚出版的《国际公法》，从翻译到检校，都是他一个人负责到底的。我站起身来，从书架上取出了这本新书，一页页地翻阅起来，心里在想:这一行行，一句句，凝聚了老人多少心血 啊！
当我问及周子亚教授今后的工作计划时，他告诉我，他将负责编译一本《国际公法原理》，这本书约一百万字，是目前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法专著。通过这本书的编译工作，带出一支编译研究队伍来，让中、青年得到锻炼。周子亚教授认真地说，“我毕竟老了，以后许多事情还得靠中、青年去干，能带好他们也是我的心愿之一。”怪不得周教授常常抽出大量时间，为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修改文章。
访问结束了，在我向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依然强调说:“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并不‘空’，它很切合实际需要。它是个武器，运用得好，可以保卫祖国的主权和利益。不懂得国际法，我们就会吃亏”。我明白这位老人的意思，透过他那谦逊的外表，看到了埋藏在他心底的决心和信念。周子亚教授在国际法的海洋里又扬帆出征了，我预祝他工作顺利，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