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当我在《广州日报》上拜读郑大姐所写的《老年当作青年过》一文的时候，深受她离休后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和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教育工作的热情所感动。今天，因为工作需要，我又有机会直接采访了郑大姐。她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仍然是那么思维敏捷，神采奕奕，声音爽朗，谈笑风生，仍然活跃在关心下一代的讲坛上，同青少年讲理想、讲人生、讲传统。我想她的“老年当作青年过”的格言，应该是激励她永葆青春、坚毅不拔、充满活力、勤奋不息的动力吧。
在采访中，郑大姐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她的专著《我走过的路》，一本是她与杨应彬同志合著的《金华集》。她说:我的一生、我的理想，我所走过的路，都在这两本书中记录下来了。我所以勤奋不息，不敢怠慢，活到老，学到老，战斗到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教育了我，抚养了我。共产党是我的母亲，我是党的女儿，终生为党努力工作，是女儿对母亲的毕生宿愿和使命。
郑大姐告诉我，她是江苏省海门县灵甸镇人。父亲靠做学徒，母亲靠洗衣服来维持家计。当她出生的那天(1919年5月6日)，天空下着倾盆大雨，母亲是在家中分娩难产失血过多而不幸去世的。当她踏进人间的一瞬间，母亲就离开人世了，这是多么的不幸啊!父亲也因悲伤过度很快也离开人世了。她这个不幸的孤儿，是靠祖母和姑妈带大的，后来是靠党一手哺育成长的。
她在小学读书时就受到“打倒列强，救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她就与上海女中的一些同学主动上街募捐，把募捐得来的钱全部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她们还准备乘火车北上参加义勇军，后被姑妈发现，多方规劝而没有去成，但抗日救国的决心一直隐藏在她心窝里。
她在小学读书时就受到“打倒列强，救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她就与上海女中的一些同学主动上街募捐，把募捐得来的钱全部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她们还准备乘火车北上参加义勇军，后被姑妈发现，多方规劝而没有去成，但抗日救国的决心一直隐藏在她心窝里。
1937年，郑大姐就读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被日寇飞机轰炸了，她的行李也被炸毁烧光。于是激起了她投笔从戎的决心，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开始她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做义工，照顾流离失所的难民，后来加人了上海青年救亡工作队。在浙江金华工作时，他们遇上了以张发奎为司令的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恰巧该队需要一些女宣传员，于是郑大姐加人该队工作。战地服务队是由张发奎请郭沫若推荐的文化人组成的，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并成立了受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地下特别党支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张发奎部队的抗日统战工作，做士兵的政治工作，做战地的群众工作。从此，郑大姐就在特别支部的教育下，很快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地下党员，直接受杜国库、左洪涛、刘田夫等老党员的领导，并与杨应彬同志一起战斗，结成连理。张发奎的部队在抗战中步步后撤,从江苏、浙江，经武汉、长沙、韶关、惠阳，最后在广西柳州、桂林、百色、南宁一带活动。该队和一些同志也随部队在各地奔走，做了大量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特别支部的同志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像一颗颗灿烂的明星闪闪发光，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在这期间，郑大姐在演剧队当过队员，在长官部同乐会当过管理员，在广州儿童剧团当过政治指导员，在张发奎办的志锐中学附小当过班主任，在柳州窑埠街实验小学分校当过校长，在译电室做过译电员，在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当过干部等。她在这些公开身份掩护下，做了大量地下党的工作。至1947年内战爆发，他们接到党的指令才秘密撤回香港，回到党的怀抱。在香港期间，郑大姐担任了港九妇联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港九妇女运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她又随党组织进人闽粤赣游击区，接受培训干部的任务，为解放广州培养接管干部。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她随华南工作团经从化，午夜进人广州沙河，拂晓赶到爱群大厦接受接管广州的光荣任务。
广州解放后的几十年，郑大姐的工作再没有离开过广州了。她接管纺织二厂，当过接管工作组组长兼市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后任市妇联领导成员。经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直机关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市委副秘书长。后来退到二线，任顾问委员会委员，直至离休。她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项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和党员的爱戴和欢迎，不愧是一位党的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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