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来了，就把阳光带来了。对旧社会，我的感觉是两个字:黑暗。”当我走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请他谈谈新旧社会的感受时，他深情地望着窗外透进的明媚阳光说了这样两句话。
这位在旧上海纺织界以精明强干、善于经营著称的企业家，现在已是八十高龄的嚼发老翁了。但是，谈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谈起他目睹和亲历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他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
他是十八岁那年走出苏州工专的校门，进纱厂做职员的。“我开始并不懂得如何办厂。如果说，在这方面一定要找出我的老师的话，那就应当是常州的刘柏森先生。他是我的老板兼老师。”刘靖基诙谐地说。刘柏森是宝通、宝成纱厂的总经理，产业丰厚。在刘靖基的印象中，刘柏森是颇有一番振兴我国纺织业的抱负的。作为民族资本家，他固然有孜孜为利、发家致富的一面，同时，他又有不满外来侵略，力图跟洋人抗争的一面，他曾经对担任他助手的刘靖基说过:“中国人不搞实业就兴旺不起来的。我这儿，可要搞出点名堂来!”他领导企业，很有魄力，对技术和业务谙熟。但是，在外来资本的重重压迫下，他毕竟是壮志难酬，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财团势力涌入我国，加上刘柏森在经营中的失算，最后工厂都被日商并吞了。
“我跟随老师十多年，耳濡目染，也形成了‘实业救国’的愿望。对老师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并不懂。我总想，只要在经营上不断地兴利除弊、精打细算，哪有办不好的企业?刘柏森走不通的道路，我却要来闯一闯。”说到这里，刘靖基感慨地苦笑了一下:“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啊。我从一九三0年开始与刘国钧一起接办常州大成纱，以后又办起上海安达纱厂，这时候，也只是在这独当一面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办纱厂的艰难了。在日商的竞争倾轧下，我们经过苦心经营，虽然业务有时也有所发展，然而很不稳定。当时的纺织同业，好比在封闭的隧道里摸索，没有光明，也找不到出路。”
我问道:“那么，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呢?”
听我这一问，刘靖基略盛双眉，说:“国民党啊，就知道收税、刮钱，你是死是活，他们才不管呢!这帮家伙丧权辱国，仰外国人的鼻息，为外来资本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说起这帮人的媚外抑内，还有个故事哩。当时，我们这些民营纱厂实在走投无路。有一次，上海纱厂华商联合会的负责人荣宗敬、郭顺两位老先生，受大家委托到外滩的中央银行去找财政部长兼银行总裁孔祥熙请愿。可是，干等了两个小时，孔样熙就是不见。这时，恰逢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也来见孔祥熙，孔样熙却马上接待。后来，在荣、郭两位坚决要求下，总算进了总裁室，不料，孔样熙虎着脸说:‘你们自己不争气，叫我怎么办?’说罢拎起那支‘司递克’扬长而去。当天晚上，荣、郭两人在向我们联合会成员汇报时，气得流下了老泪。同业听了也无不愤慨、悲伤，愤的是政府如此无耻，悲的是前途何等渺茫!”
当时正是一片黑暗。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也沦陷了。当纱厂无原料开工时，日本占领军曾下令凡不开工的纺织机械，要熔掉去造军火。安达纱厂在这种险恶情况下，只得不顾血本，将收购来的旧被絮打烂作原料，再重新纺纱，以保全机器。希望抗战胜利后仍可有大发展的机会。刘靖基万万想不到的是，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美帝国主义，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一九四五年开始美国的剩余棉花大量对华倾销，棉农破产;作为其代理人的官僚资本也大力扩展势力，民营纱厂遭挤压受排斥，加上通货膨胀，苛捐勒索，许多工厂被挤得奄奄一息。回忆至此，刘靖基而带温色地说:“沦陷时期是黑暗，赶走了日本军国主义，还是黑暗啊!”好比行进在黑暗的隧道中，行行复行行，哪里找得到出口?哪儿才算是尽头?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终于走出了隧道，一下子看见了耀眼的阳光。说起解放，说起跟共产党人的接触，刘靖基是那么兴奋，声调也一下提高了。他至今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的情形，在那天的座谈会上，陈毅同志同与会者谈笑风生，用党的政策消除民族资本家的顾虑，欢迎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合作，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以后，刘靖基又应邀到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进一步明确了党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新中国经济的政策。刘靖基以欣慰的心情回忆道:“共产党是说得到、做得到。解放一前，我们民营纱厂碰到难关，政府置之不理。解放后，有的厂原料一时紧缺，有的厂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有的厂缺少原料，没有销路，有的厂劳资关系紧张，政府都热诚帮助解决。作为一个爱国者，我更高兴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前途。新中国一建立，海关主权归还人民手中;金融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党长期无法对付的通货膨胀也解决了，投机倒把的‘黄牛’被取缔，物价稳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它使得产、销都逐步纳入计划，煤炭和棉花等高度紧缺物资源源运进上海。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每一桩都是了不起的啊!”
只有经历过长夜的人，才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刘靖基在事实面前，开始认识到共产党不但能打仗，而且能办好经济，使国家独立富强，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于一九五三年申请把安达纱厂由私营变为公私合营，一九五四年合营后，安达纱厂的生产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刘靖基本人的经济管理专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对后来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九八0年刘靖基曾访问过美国。当谈话及此时，刘靖基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就是高。去年在美国，可热闹了，那里不少的市长、议长、金融家都邀我赴宴，电视台还来拍我的电视片。这当然不是我刘靖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因为我是政治上拥有庄严主权、经济上拥有雄厚力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刘柏森先生说‘中国人不搞实业就兴旺不起来’，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是只有共产党来领导，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搞得成实业，才会兴旺。”
为了更多地贡献于敬爱的党和祖国，一九七九年九月，刘靖基还联络上海市工商界人士和侨胞，筹集一千七百万，办起了上海爱国建设公司，……对于一个老人，工作是够繁重的。但用刘靖基的话来说:“四化，目标多么光明，可总要奋斗才能到达呀。我是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与大家一起，再好好地干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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