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黄了的时候

    三年前，当叶子黄了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她。

    我们同时跨人了同一所重点高中，而且又进人了同一个班，成了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不同的是，她是凭自己的能力来做老师的，而我却是由父母出钱来借读的。

    也许是因为中考成绩不如意的原因，尽管父母花了许多钱让我进人这所重点高中来借读，但我仍很失落，而且有一种压抑感和自卑感。我感到很难堪—难以名状的难堪，我开始害怕，怕别的同学取笑我，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这种误解所造成的恶果，是让我追悔莫及的。我甚至觉得，我到这儿来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来受“折磨”的，每每看到别的同学议论什么或窃窃私语，就会认为他们是在谈论我;而教师上课讲的东西，在我听来似乎是在听“天书”;我又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浪费金钱、时间和精力。我不是电视剧或戏剧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越是在困难的时候站得越高大，还往往有雄壮的音乐为其伴奏;我也不是生活中的“革命家”——困难时常常可以用“理论”来安慰自己。相反，那时的我像一只“丑小鸭”，又像个失意的“文人骚客”或落魄的“浪子”。毕竟，我不是顽强不息的三井寿，也不是永不言败的车范根;我既没有南联盟人民的坚贞不屈，也没有斯塔尔法官的豪气冲天。当时的我，只是在自卑和压抑下渐渐变得麻木的一名高一新生。

    我开始放纵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放纵使我彻底变了:先是上课时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谈天说地;然后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戴上耳机漫游天籁;最后发展到明目张胆地在代数课上拜读金庸古龙梁羽生王蒙路遥余秋雨的名著名篇，对批评我的老师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自己是搞文学研究的，将来说不定会成为古龙第二什么的。这样一来，在别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个无药可医的“不良少年”。

    于是，开学仅三周我便创下了这所重点高中的“吉尼斯”纪录:三周内两次‘“光顾”教导处接受教导处主任的“垂询”。而教导处主任也没少给我上几套‘’马列主义”的“精神套餐”。

    教导处主任就是教了30多年的政治老师，而且训人专爱用“马列主义”并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Madam邹。

    当我第二次消受了Madam邹的“马列理论”的“双人套餐”后，便彻底麻木了，反正虱子多了不觉痒。班里的同学开始疏远我，而我也有意无意地疏远他们—每次一进教室，我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们疏远我，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个有钱的娇生惯养的无聊的公子哥。而且还是个全校“杰出”的“不良少年”;而我也因为看不惯他们的“清高”与“书呆子气”而疏远他们。

    在那个叶子黄了的季节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校园里游荡，学校的广播正播放着周华健的《朋友》。我突然有一种失落感。我默默地反复地诵念着《朋友》:“……朋友不曾孤单过……”也许，我该交个朋友才对。但另一种想法又说服了我:你无需朋友，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没资格在这儿学习，你只是个“看客”罢了。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教室，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我是多么的孤独呀!

    不久之后，前任“班主任”终于“解甲归田”、”告老还乡“了。她，成了我们班的新班主任。她年轻、有活力、又很“民主”，班里的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她的威信自然提高得很快，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没发生过，我早已“修炼”到“冷眼看世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程度了，我的脸始终如———冷冰冰的——在那些“书呆子”们看来，一定是以为我在‘装酷”。

    虽然我并不喜欢她，但也不讨厌她，我还是孤零零。 

    谁知，她却主动找到我，并以此改变了我的高中生活。

    那天课间，我正在桌子上“梦会周公”，我突然感到有人轻轻地拍着我肩膀。这种除父母之外的亲切的抚慰，使我吃惊地抬起头来，啊!是她——班主任正充满关爱地看着我，并微笑着说:“李解，过几天就开校运会了，咱班的三千米一项非你这个体育特长生莫属了。”我愕然了，学校里没几个人知道我是体育特长生，她又是刚刚接班主任的……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又迅速地低了头，没有表示态度，见状，她就在我的对面坐下来，亲切地说:“我知道你并不是‘坏孩子’，你的内心也一定渴望与别人交流，我相信你的为人，尽管别人对你的评价不高，可我信任你，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还有，信任是双向的，希望你也可以信任我。咱们是师生关系，也可是朋友关系。”

    她最后的几句话就好像是给我打了针“速效强心剂”，令本来沉沦到极点的我看到了一丝希望，我笑了说:“我一定报三千，也一定要夺个好名次。”

    ···

    我承认，她是个很懂得“沟通”的老师，人们总认为“代沟”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只要肯相互信任，就没有消除不了的“代沟”。

    在这个叶子黄了的季节里，我终于有了心灵的收获——她的信任。回想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傻，我已失去了太多的信任，我是在一种极度不信任中过了半个多学期，我必须找回失落已久的信任。

    其实，人与人之间若是能多一点信任，多一份理解，这个世界将会变得何等的美丽。我感谢她给我的信任，这是财富呀!

    或许在别人眼里，我所拥有的实在是一文不值的信任，但这两个字对当时的我来说，足以胜过世界上一切金银珠宝，即使比尔·盖茨用他所有的财产来与我交换，我也不换。

    ···

    冬去春来，夏去秋来，我已不再是那个开学才三周便上课说话、看小说、顶撞老师的“不良少年”了，但我仍未能与同学们打得火热，毕竟，他们对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不怎么好。尽管我已交了几个朋友，并赢得了一些同学的信任，但大多数同学仍对我报着“将信将疑”的观望态度。 

    她又一次帮助了我。

    那天，一向“民主”的她一反常态，在班会上宜布了十名班干部，很意外的，我居然也在其中，并且担任生活委员，当时我的嘴巴张得足以一口吞下两个“红富士”苹果。不过，最惊讶的还是班里其他的同学，他们议论纷纷，对此似乎很不满。

    她笑了，似乎对此早有预料，她解释说:“今天之所以不实行‘选举’而改为‘任命’制，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要信任我，因为我想这10位同学足以担当起班内大任，大家要相信他们的能力，而你们这10位同学也要信任同学们，并尽力为班集体出力，记住:信任可是双向的。”

    我知道，这几句话是有意说给我听的，我忽然有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当好生活委员，不为名也不为利，只为了守护这份信任!

    “万事开头难”，何况我在班里的威信并不高，而且又没经验——从小学到现在，这还是我头一次当“官”。

    班里不久便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传言，说我曾如何如何的“巴结”她，她如何如何“袒护”我:还有人说，我刚上高一便被她“收买”，还经常向她打小报告。总之，一切关于我的“徘闻”多得连我自己都吃惊，我甚至纳闷，我又不是什么总统，一有个绊闻就要受到如此的爆炒，我只是当了个生活委员，就要受这种“罪”，唉!

    我的“工作”似乎陷人了一种僵局。

    几天后，Madam邹召集各班生活委员开会，会中有个要求，是让各班骑车子的同学把自行车按顺序排放整齐，过几日校领导去检查。我回班后，在自习课上把事情一说，班里一片议论，有的说现在教导处主任什么都管，八成要升职了;也有人说这是形式主义，坚决反对;最后大家议论的话题由车子转移到别的事上，有说克林顿希拉里的;有说中国男足如何如何不争气的;还有的说哪里的电脑房中又引进了什么新游戏……总之，班中一片混乱。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出来维持一下纪律，事情是由我所引起的，尽管我不是纪律委员。

    “安静一下。”我大声说。没用，这点声音很快被“淹没”了。

    “别说了，安静一下好么?”我提高了音量，并且很有礼貌的“建议”道。没用，这次仅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听见了，他们仅是对视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说得更欢了。

    “别说话了，听见了没有?”我被激怒了，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很吃惊。

    教室里顿时静了下来，但不知从教室的什么地方传出了一句:“你张狂什么?不就是有老师给你撑腰么?才混了个班干部。”

    一刹那，我呆住了，这句话无异于一把刀，狠狠的插到我的心里，我的拳头摸得“喀吧”、“喀吧”响，一股又咸又腥的液体流到我的舌尖——八成把嘴唇咬破了。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走出教室，但我没发火，没打人，也没说半个脏字;我也忘记了出了教室后是怎样“发泄”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自己的左手肿得像个馒头。 

    我很想辞职，他们并不喜欢我当生活委员，不是么?不错，我是曾错过，但我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不是“官迷”，我只想与他们好好相处，但当我不知所措之时，那亲切而信任的目光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看错，你不仅有正义感，而且敢作敢为，值得信任···”她坚定地说。

    人与人之间确实很难好好相处，即使这件事该由自己来处理，可仍会有人插上一脚。

    这就是为什么斯塔尔不会让希拉里与切尔西来处理克林顿的风花雪月事;而克林顿也不会让米洛舍维奇来处理阿塞两族的家务事。也许，我该辞职了，免得像克林顿似的如同一个不倒翁被人“弹幼”过来，“弹幼”过去的。毕竟，“众口拣金、积毁销骨”，我不想再失去为数不多的“信任”。

    可是，我不甘心，自己并未犯错，难道就为了这么点小事便辞职么?倘若如此，我又如何对得起她对我的信任?

    不，我决不辞职，或许我没有贝多芬那“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气质，但我必须干下去，为了守护，守护我与她之间的“信任”，因为“信任”不是海边的贝壳，随手可拾。为了守护这来之不易的信任，我会努力做好每件事，无论我受多大的委屈……

    ···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得到了班里大多数同学的信任。在今天，又一个叶子黄了的季节里，以57票——满票——而“荣升”为一班之长。

    感谢她，感谢信任。我知道，这57张选票，是57颗信任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