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的深刻现实意义，一度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而被疏略了。特别是当诗坛上的“崛起”之声、“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的思潮大事渲染的时候，我们重读一下这篇谈话，就会惊奇地觉察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精辟论述，关于如何对待中国遗产与对外国文艺的充满辩证法的批评和论断，就象完全是针对今天的现实提出的。
诗坛的“崛起”论者把我国历史悠久的艺术传统，称作是“因袭的重负”，革新的障碍，甚至不加区别地把我国丰富的古典诗歌遗产视为“以封建政治、道德和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简直是一无可取之处。
但是，对这同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却有完全不同的回答。早在一九四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毫无疑问的也是看到了“因袭的重负”的，那就是“封建性的糟粕”，这必须加以剔除而决不能兼收并蓄，需要收与蓄的，则是“其民主牲的精华”。如果说这里主要还是侧重子对文化遗产内容的分折.那在这个《谈话》里，毛泽东同志所着重阐明的，就是如何对待民族的艺术传统，以至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问题了。首先，他也注意到了所谓“艺术的保守性”。他指出:“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尤其在艺术传统上，长期的历史发展必然形成自己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敏锐地把握到向题的实质，并做了深人浅出的论述。“艺术有形式向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