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虽然论题范围杂，形式风格杂，使用材料杂，“然名称虽杂，而其本乎义理，发乎性情，则有致一之道焉。”(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换言之，有一点杂文是绝对不能杂的，那就是杂文的主题思想一定不能杂，恰恰相反，这必须高度专一，高度集中，高度凝炼。可以说，在主题集中这一点上，杂文比其他各种文体有着更强烈的要求。杂文尽管忽而谈古，忽而论今，时而撒开，时而收拢，看似云天雾地、信马由缎，实则“最纵横处最严谨”，万变而须臾不离主题。杂文如果游离主题，撤开而收不住，那就不叫“杂”，而是失之于“泛”和“乱”了。这是杂文之大忌。夏衍写过一篇《草木虫鱼之类》的杂文，从他幼时只知蚯蚓是好鱼饵，讲到读了英国人吉尔勃·怀德所著的《色尔彭自然史》，才吃了一惊，知道了“腐草化为莹”之类没有科学根据。作者由介绍自然知识人题，曲折含蓄，笔到意随地阐释了提倡学点自然科学的主题(见《长短录》)。从写作角度看，这里表现的技巧，正在于“曲折达意”四个字：看似不着边际，实则紧扣主题。再以鲁迅《最艺术的国家》来说，这篇杂文的主题思想，是批判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奉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其实是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可是，他却从中国的舞台艺术讲起，指出中国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并讲“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由艺术及于选举，指出：“国民代表”只能在“举人”的圈子里选定；“选举人”只不过是“选举人者”；“被选举人”也只是“被选之举人”。这种“选举”与“举人”圈外的“国民”根本无缘，却也叫做“国民代表”。这同样是“扮”，“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再深一层，也就击中了时局的要害了：指出了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方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扮演的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交涉”、“抵抗”云云，其实只不过仍是演戏，仍是“男人扮女人”，而且仍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兴发于此，意归于彼，无比辛辣地嘲讽批判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投降卖国政策。这里，谈艺术，讲选举，都是为了衬托，为了类比兴发，都只是一种“变”，这种“变”丝毫未离其批判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之宗—这种主题思想高度集中，生发议论不能须臾离开主题的要求，就是我们称之为杂文的“不杂”的主要之点。当然，杂文的“不杂”还表现在逻辑的严密，文字的精炼等方面。如果逻辑上漏洞百出或节外生枝，文字冗长罗嗦或词不达意，那么，同样会影响杂文的精粹和凝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