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情况下，“由头”也就是杂文摆事实，讲道理的“事实”。但是，光是这点事实还不够，为着把道理讲得清楚、透彻，常要更多、更充分的事实作为议论的材料。这里，不仅有现实事实，有时还要有历史事实，不但有此时此地的事实，有时还要有彼时彼地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在事实基础上，再加以分析议论，就更能给人以启示。例如，鲁迅在(论“赴难”和“逃难”》(《南腔北调集》)中，以《涛声》上有篇文章批评北平学生在日本侵略面前“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为“由头”，运用大量事实，对学生“逃难”的社会政治原因作了具体透彻的分析。文中讲到：段祺瑞执政时，北平学生仅仅为了请愿，就“死了一些‘苹苹学子”’，所得结果，只不过是“开追悼会，’：在国民党统治下，爱国学生也仅仅是搞了爱国请愿，就不仅惨遭镇压，“死掉的学生”还被诬蔑为“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反动当局为了“矫正”青年学生们爱国的“坏脾气”，不惜“用浩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面对这样的政府，面对爱国有罪的现实，学生不逃而何?倘不逃，或“赤手空拳，骂贼而死”，或“躲在屋里，以图幸免”，这都“于大局依然无补”；你要与敌人战斗么?但是，你“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的；何况，“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
由以上大量事实，作者生发议论：“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哪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