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也就彻底批倒了“应不逃难”的妄说。但先生并未止于此，他笔锋一转，进而深究一步，开掘出了更深更大的主题：“大学生逃了以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也就是说，学生逃难，罪在当局。不改变政治现实，是难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的。只有从根本上加以变革，国家民族才有生路。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事实铁证如山，道理无懈可击，必然是宇字千钧，句句金玉。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的杂文中比比皆是。像《宣传与做戏》(《二心集》)中，先生一口气摆出一连串做戏似的宣传事实：“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捐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从对这一连串事实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从而揭穿了国民党当局愚弄欺骗人民的反动丑恶本质。应当指出，摆事实，讲道理，也是其它议论文的要求。但是，比较起来，杂文所涉及的事实往往更具体，而且是从对具体事实的具体分析中形象而生动地阐明道理。在这一点上，它与一般议论文主要把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而依靠逻辑推理阐明道理，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