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的这种义，在封建社会的关系中，毕竟还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缺乏明确的阶级观念，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又毕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不同阶级出身的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可能真是“一寸心死生可同”。所以以李逵为代表的下层人民出身的水浒英雄是要求推翻赵氏王朝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以宋江为代表的水浒义军的领导集团.却是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从水浒义军的悲剧失败的整个历程来看，宋江的最后妥协投降的路线当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农民起义估计得过高，因为引导农民反抗的，并没有合乎社会发展的先进理想的旗帜，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即使是从李逵的要求政权的积极意义上来看，他所希望的也不过是宋江式的好皇帝而已。就算是水浒义军推翻了赵氏王朝，其结果也无非是换了个朱元璋式的新王朝，它虽能在一定时间内满足了农民的一定的要求，推动封建社会向前发展一步，却改变不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到头来就是象李逵这样的革命农民，或者是做了“将军”，变成了封建统治者，或者是继续反抗，被自己的弟兄，新的皇帝——例如宋江，砍掉脑袋，而绝不可能有比这两种更好的结局，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更何况在《水浒全传》里所描写的时代和产生《水浒》这部小说的时代，还交织着异民族侵略的矛盾。因此，在分析水浒义军受招安，走向妥协道路的时候，不能把这种历史局限性简单地只归之于宋江的“领导路线”。首先，对于宋江的性格，也必须有全面的认识。在这里，我不准备全面探讨宋江的性格，我只想指出一点，那些把宋江看成是水浒义军罪人的同志，显然是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分析宋江的性格，尤其是在对待宋江的态度上，又显然是受了封建文人金圣叹的影响。金圣叹在他的评点里，就是.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