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英雄的结义，即使受了他们的影响，但这种结义在这里也完全变质了。因为它最初就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在《水浒全传》的第十五回“七星小聚义”的节目里，晃盖他们设誓劫取生辰纲时，就明白表示过:“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寿辰。此一笔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种明鉴察。”水浒英雄大聚义以后，他们的攻城夺县，抗击官府，是为了“为民除害”、“散粮救民”；至于三打祝家庄，五攻曾头市以及上面引到的他们那些日常的斗争活动，就更是直接解除农民负担的革命斗争了。
所以这种结义的深广的社会内容，是桃园三结义根本不能相比的。然而，在水浒英雄的反抗观念里，也自有其深刻的悲剧矛盾，那就是他们也还并没有摆脱和桃园弟兄相近的“忠”的观念。“忠”“义”观念在他们的反抗思想里，依然是混淆在一起的(尽管所谓忠于赵氏王朝，在一部分水浒英雄的思想里——例如李逵、鲁智深、武松——是很淡薄的，但在大部分水浒终雄巾间却仍然是一致的)。如果说这种“混淆”在前七十回的聚义斗争里，还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在《水浒全传》里为了“出路”的斗争中，就越来越发展得明显了。
在聚义高潮的七十一回里，宋江就通过那首《满江红》的词透露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愿望。这首《满江红》虽然在水浒英雄中间引起了尖锐的矛盾，受到李逵、鲁智深、武松的强烈反对，但是.拥护他的却还是大多教，当宋江坚决说出他的主张时:“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招安，别无他念。”所得的结果，不也是“众皆称谢不已”吗?此后，在招安问题上，虽然也爆发过李逵扯诏谤徽宗那样尖锐的斗争，却终究是逐渐减弱下来了。在“受招安”的结局里，宋江自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水浒英雄反抗思想的“忠”、“义”观念的混淆，也反映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局限性。因为这个矛盾，即使在水浒英雄初期起义的斗争中，也已经埋下了根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