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春天，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人民日报》文艺组聘请了两位社外顾问，两位都是深通外语又博学多闻的专家。一位是萧乾同志，一位就是吕荧先生。吕先生不常来报社。只记得在开始时他曾来和组里同志见面并开过一个小会，我陪他去看过一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曹禺同志的话剧《明朗的天》，文集中的这篇剧评，就是那时写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到了夏季，发生了众所周知的胡风事件，吕先生受牵连而被隔离审查。这一年他究竟是怎样度过的，他从来没有谈起过。我想，当时这类的政治运动。似还不至于使人受到文化革命时那样的人身侮辱。但是，象吕先生这样的倔强的性格和孤独的境遇，身心所受到的摧残，也是可以想见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人民日报》文艺部突然收到吕先生一篇美学稿件(即文集中的《美是什么》)，此文很快就发排送审了。一天，林淡秋同志(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找我去，告诉我说吕先生这篇文章要发表，要我陪同去看望一下他。那时吕先生已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土儿胡同一个大院的后院正房。房子很破旧，室内陈设也显出单身汉的那种不整洁。桌子、床上以至沙发上，到处散放着书、香肠、面包、罐头，一个大烟灰缸里堆放的烟蒂已垒成塔形……或许因为院落太空旷了，每当我晚上去时，总感到有点进入古城堡的味道，特别是由于先生健康情况的恶化，他诉说着被“离奇的想象”。更给人增加了一种孤寂的感受。这当然是由于他被隔离时大脑种经受到严重摧残所致。但我总在想，先生如果能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对治疗他的病是有好处的。我劝先生仍可象在青岛那样，把孩子接来一起过，或可破除一下生活的孤寂。当时在我的脑子里特别闪现了先生小女儿坐在床上那团团小脸的笑模样。先生告诉我，孩子们夏天来过，不愿留在他身边，受妈妈的影响……这是先生的家事，我只好避而不谈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先生的《美是生活》，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还加有编者按语。在今天看来，那按语的措词用语，都还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在政治上平反的表示呵！当然，先生大脑神经受到的重创，也并未因此而恢复。我为先生庆幸的是，他虽在谈话中说些“离奇的想象”，可写起美学文章来，仍然说理周全，逻辑严谨，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