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墙上，挂着张乐平伯伯画的一幅《三毛》。三毛歪着头，咧开嘴，愉快地笑着，两颗大眼珠望着脖子上的红领巾，好像在说:“今天，我是个新中国的新三毛了。”看着三毛像，我想起了在张乐平伯伯家里作客的那一天……
按了电铃，我和爸爸等在门外。大门上的油漆有些斑驳脱落，在一行竹篱上爬满了丝瓜藤，几条嫩绿的丝瓜在秋风中微微摇荡。门“吱”地一声开了，出来的正是张乐平伯伯，我连忙叫:“张伯伯好!”
张伯伯五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
爸爸和张伯伯好多时候没见面，他们正谈得起劲，我便好奇地东瞧瞧西望望。那边一个大书橱里，有许多古董和千姿百态的塑像，还有不少文艺小说和关于绘画的书籍。这边墙角里，立着个高大的颜色微褐的“女俑”，仿佛刚从泥土里掏出来的，古色古香，奕奕传神。在“女俑”的旁边，挂着幅年画，两个胖“阿福”眉开眼笑，虽然用了不少红色，但一点儿也不俗气，使人看了感到喜气洋洋。靠窗口有个大桌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砚和十多种颜料。窗子旁挂着月历，月历上是齐璜(白石)画的《牧牛图》。我想:画家家里真是一个艺术的殿堂，它时刻在激发着人们的艺术灵感。
在张伯伯家作客，机会难得。于是我取出准备的宣纸，请张伯伯画个三毛，他很乐意地答应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名画家作画。平时，每当看到宜纸上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花鸟草虫的时候，总想，最好能有一天亲眼看到名画家当场挥毫。今天，我的夙愿实现了。
张伯伯磨浓了墨，带上老花眼镜，拿起枝秃笔，蘸饱了墨水，望着洁白的宣纸，稍作构思就提起笔来:随手一笔，三毛的大脑袋出来了;再几笔，三毛的鼻子、眼睛、耳朵都长出来了。最后，在脑门上添了三根头发，顿时，一个活泼可爱的三毛从纸背后钻了出来。
我见张伯伯画三毛这么熟练，这么快，就问:“张伯伯，你画三毛有多少时候啦?”
张伯伯摘下老花眼镜，背靠着椅子，若有所思地说:“将近20年了，《三毛流浪记》是1947年开始创作的，至于画单幅的三毛，还要早一些。”
我又好奇地问张伯伯怎么会想起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伯伯想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提起画《三毛流浪记》，这里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呢:1947年初的一个夜晚，北风卷着大雪，呼呼地刮着，天气冷极了。我从外面回家来的时候，在弄堂口看到三个流浪儿童，他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靠着一堆火，嘴里不时地喊着:冷呵，冷呵!他们鼓着腮帮吹火，就靠这点火取暖。我站了好久，心里很难过，但那时自己生活也很苦，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回家后，躺在床上老睡不着觉，心里尽想那三个流浪儿童，他们能不能熬过这风雪之夜呢?第二天早上，我走过弄堂口，三个流浪儿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
张伯伯难过地说不下去了，我也热泪盈眶，心想:在我懂事以后，马路上早就没有流浪儿童了，解放前儿童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
“这些儿童没有家，失去了亲爱的爸爸和妈妈的抚养，整天在街上流浪，提着一个破洋铁罐，向人家乞讨。他们有的擦皮鞋、推车子也过不了生活，有时饿得没法子，只好到垃圾堆里找吃的。”张伯伯十分感慨地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百。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愤怒的控诉，那时，便开始创作了《三毛流浪记》。”
张伯伯还告诉我们，《三毛流浪记》在报纸上登出后，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有人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出钱出力帮助三毛解决困难。直到现在，他还保存着当时一些小读者寄给三毛的小绒衣、小鞋子、小袜子……
张伯伯又高高兴兴地和我谈起解放后怎样创作新的三毛这件事来。他说，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就要使鬼变成人。由于这个强烈的对比，于是他创作了《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我的心情随着他的讲话变得愉快起来……
“当!当!当…”钟声使我从深沉的回忆中惊醒过来。思念过去，喜看今天，阵阵思潮在脑海中翻腾。是的，旧三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今比昔，向往未来，我更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更热爱伟大的共产党，更热爱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抬起头，墙上挂着的，还是张乐平伯伯画的那幅“三毛”，画上的三毛，不，应该是全中国的“三毛”，都歪着头，咧开嘴，愉快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