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中，免不了会产生几分烦乱，然而，两位老师精辟的讲述和独到的授课方式为教学增添了许多兴趣。
马哲课上的“老陕”
他是目前为止惟一用“秦腔”给我们上课的先生。课堂上常常会因为一些字词的发音不准而引起哄堂大笑，而他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在笑。从周易到宇宙大爆炸，从衣食住行到党政法权，紧密联系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在诙谐与主动的讲述中，让我们接近唯物论的精髓。
对于治学，他是严谨的。活跃不等于无秩序，对个别“违法乱纪”的破坏分子，他绝对严惩，不拘私情。他有时检查学生笔记，发现某些笔记相当规整，可谓一丝不苟。然而，他不但没有表扬这些同学，反而批评道:“上课时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来做这么规整的笔记，一定是课后为了应付检查，借别人的抄的。”
在“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课上，同学们发言踊跃，不仅锻炼了表达能力，而且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针对某些同学书面词语过多、摘抄书籍文章的现象给予批评，鼓励了那些贴近生活、各抒己见的同学。他认为，大学生首先得有自己的思想，然后才能去继承和改造传统。
城建史课上的“知心人”
城建史老师在年龄上只算得上是我们的大哥哥。他平时胸前总戴着一枚毛主席徽章，可是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反而成了一件精致的装饰品，更加突出了他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他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老师，力求把课讲好，在课外查阅了大量资料，时常备课到凌晨一二点钟，第二天一大早又抖擞着精神来讲课。
课堂上，他常介绍一些相关知识来加探我们对课程的认识，并且从校外找来了大量幻灯片让我们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渐过渡，他布置的作业大都既联系课本却又需要课外翻阅大量书籍，如:“关于……的城市哲学思考”(学号不同，内容不同)，要求五千字以上，一个或两个星期后交。同学们争着向校、院图书馆跑，唯恐去迟了，借不到好书。
在课外，他是我们的好大哥。针对就业，他诚恳地道出了心里话:“现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与九十年代的大学生面对的机遇不一样，轮到你们就业时，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了。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有望立足社会。”他还强调，我们更多时候面对的是社会，所以培养自身能力尤为重要。他毫无隐晦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让每一位同学都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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