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这并不是说一切生活都能变成文学作品。从生活到艺术，不是机械的照搬，不是1+1=2的简单算式，作家的写作，很像是杰克·伦敦笔下的淘金者一样，不辞辛苦在生活的沙里淘金;很像是牛吃草变成牛乳，蚕吃桑叶变成丝一样，在复杂纷纭的杜会生活中观察捕捉，并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咀嚼酝酿。这是一个对生活的提炼过程，也是一个艰辛的创造过程。
关于这一点，文艺理论家胡采在《从生活到艺术》一文中作过梢辟的论述——
比起艺术真实来，生活的真实有它不能比拟的优越的地方。比方说，它生动、丰富、博大、复杂多样、气象万千，奸比汪洋大海，无限广阔、无限深远。从这一方面说，艺术永远是赶不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生活也有不如艺术的优越的地方。虽然丰富、博大、气象万千，但它的丰富常常和芜杂混在一起，博大和渺小混在一起，深厚和浅薄混在一起，出类拔革和平庸灰色泥在一起，美和丑泥在一起，真和假混在一起，上升和没落混在一起，新生和衰亡混在一起，主要和次要混在一起，本质和现象混在一起，激流和泡沫混在一起·一等等。比起这些来，艺术的显然优越之点，是在于它通过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理解、分析、研究、提炼、加工、改制和创造性的劳动，保留了生活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去掉了它的芜杂性;淦清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主要乖次要的关系，激流和泡沫的关系，深厚博大与肤浅渺小的关系;使不明确的文明确，不突出的变突出，不强烈的变强烈;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五，使新生的更显其光彩焕发，没落衰亡的越发基露出它的颓败腐败之状。
这种对生活的提炼，在小说写作中表现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因为生活每天都在进行着，或者轰轰烈烈，或者平淡无奇，如何从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找出那些可作故事情节的生活事实，是作者提炼生活，完成艺术构思的重要环节。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从生活中的“矿石”提炼、熔炼，然后加工制作出来的精品。
我们读鲁迅先生的小说，常常为他塑造的典型形象所震动，但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决不是凭空臆想的，大都可以从生活找到“原型”和一些影子，都是对生活的深刻剖析和提炼的结果。如他的《狂人日记》就是取材于自己的一个姨表兄阮久孙—因与同事纠葛，精神受到刺激，整天惊恐有人跟踪要谋杀他，为避难躲灾，他跑到北京来找鲁迅先生。鲁迅送他去医院的途中，他看见背枪普察便吓得面如土色。鲁迅见他病情短期难治愈，就送他回乡去了。对于这个本身役有多少社会意义的现象，鲁迅并没有放过。而是通过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洞悉，将它的病因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悟出“食人”社会的丑恶，把“狂人”提升为一个觉醒了的反封建战士，斌予他进攻反叛的性格，这样，一个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就变得不同寻常了。
同样，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木木》，也是“点石成金”的发现和提炼的结果。木木是女地主—屠的母亲庄园农奴安德烈的爱犬，一次，女地主引逗木木时，它竟然对她不敬，使女地主大为恼火。强令安德烈亲手溺死木木。这个悲惨故事使屠格涅夫震惊，他看到了农奴主的专横，封建农奴制的冷酷。但如果认识只停留在这一步，小说深度就有限。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屠格涅夫将这个故事提炼改造，改变了故事的结尾——哑巴农奴在木木被溺死后，不愿在庄园当顺奴，而是怀着愤怒的心悄出走。这一提炼加工，就把农奴的觉醒和对农奴制的反抗表现出来了，这个原本一般化的故事成了屠格涅夫的名篇。
这种如同从沥青中提炼“铀”的提炼过程，其实是寻找作品思想内核的过程。一旦找到了它，明白了它的内在意义，犹如思想的火花倏然点亮，所有的生活事实、细节，就会因被照亮而生动起来。正如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说的:“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我以为这是生活的内核，也就是生活中确实可靠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生活的铀，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这种铀，就能爆炸，发出比生活本身还要强大得多的力量。”(《雷达站及其他》)
值得注意的是，对生活的提炼，不是从概念中来，不是“主题先行”，将自己的思想硬贴在生活事件或故事上。主题思想只能从故事情节中来，对主题的提炼，只能是以生活事件和原型人物为基础，以活生生的形象为依据的。在具体的形象塑造上，又必须以形象的思想性为灵魂。例如，刘心武创作的《班主任》成功的塑造了谢惠敏、宋宝琦、张老师等人的形象，有力地揭集了“四人帮”对一代人造成的内伤。在塑造人物和提炼主题时，作者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使得人物真实而又典型。作者在创作谈中说道，“有根花才香”，正是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正是忠于生活的提炼，才使这小说成为反映校园生活的里程碑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