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原因在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典型、光彩照人。而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的关键是人物性格刻画是否成功，人物性格的发展是否合乎逻辑。所以，逻辑思维贯穿人物性格刻画的始终，丝毫马虎不得。
俗话说:“性格就是命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的行动方式和范围，不同的人因性格不同处世为人就各不同。所以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情节随着性格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性格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写小说时就需把握两点:其一，准确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真实可信。其二，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逻辑，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准确把握人物性格、按照人物性格来安排情节的。比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他们走上梁山都有自己曲折的经历，这些经历无不与其性格有关。比如林冲这位武艺高强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果没有生活波折，这个性格软弱的武士会苟且偷安、封妻荫子过一辈子的。但由于高徐父子迫害，被迫含冤发配充军。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他仍然企望安分守己的渡过这段苦日子，日后回家与妻团圆过安稳的生活……后来，途中累遭陷害几乎被人逼于死地，而自己的妻子又被逼得自杀，这时，他的梦想才彻底破灭，才逐渐由软弱变为坚强，由逆来顺受变为勇敢反抗。作者准确把握其性格特点和转折点，写出了一系列生动真实的情节:面对戏妻的高衙内举起的拳头又放下来，一路上忍受差役的折磨迫害只想早日获释与妻团聚，在野猪林被鲁智深搭救仍不肯出走……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物性格是人物行动的“内驱力”，有什么样的性格便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在《水浒传》中，除了一些英雄人物外，一些小人物也写得光彩照人，比如武大，比如何九叔。前者的淳朴诚挚、善良软弱、与世无争的性格在播金莲嫁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捉奸时被西门庆踢中心窝病倒床上，求生不生，求死不得之时.见潘金莲日日浓妆艳抹，风流快活，几次气得发昏，但为了活命，他又乞求潘金莲:“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这种性格和态度终于导致最后被害死的悲剧。又如何九叔，他被迫无奈卷人武大悲剧，摄于西门家族的压力，他不能不去装硷，但为推脱贵任，他又装吐血晕倒;而在武大火化时，他又暗拾了两块骨殖酥黑的骨头，以作罪证。何九叔的前后行动，充分显示了他的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又善于安身立命的聪明灵活——这是迫于情势处于夹缝中的小人物的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的举动，十分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遵循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安排情节，实质上是抓住了人物的“因果”关系。由“因”索“果”或以“果”探“因”，就写出了人物行动的内在依据，人物的行动才合情合理，故事情节才天衣无缝。罗贯中正是摸准了曹操的“多疑”、“绝情”(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性格特点，才大力谊染浓化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的情节;作者摸准了司马璐的“奸诈”、“多疑”、“唯恐中计”的性格和心态，设计了“空城计”的情节。反之，如果违背了人物性格特点以及其发展逻辑，人物就不真实。情节也不可信。法捷耶夫笔下的美谛克，原先设计他“自杀”，但作者后来根据其性格特点将结局改为“叛变”，这一改动就使作家走出误区，使人物也走上自己应当走的路。法捷耶夫感叹:自杀会赋予他一种与整个面貌不相称的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光辉或“痛苦”的光辉，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卑鄙的、怯濡的人，他的痛苦，是非常表面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情节展示人物的性格，性格又决定了情节，人物性格的这种能动作用，其实正是人物性格的逻辑力量使然。所以前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指出: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棋盘上拨一拨才动一动的棋子，实际上它们是自己会动的。作者应当尊重他们的性格，但不能够命令他们如此这般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