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读后令人感到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常常是因为作品中浸漫着一定的“寓意”。这种“寓意”其实就是表达“内核”的一种灵巧方式。
什么是寓意?说通俗一点就是托物言志—把某一深刻的思想寓进某一对象物中，以对形象的“物”描绘来展示作者的“惫”，如叶圣陶先生所言的，“这个里头蕴蓄着那个，那个里头蕴蓄着这个”，“含有象征的意征”。因此寓意的写作方法可以说有比喻的成分，也有象征的成分，相比起来，比喻的成分似更多些。
一些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常常以寓意法而达到“内核”深刻，内蕴丰富而获得生命力的。如刘白羽的《日出》《借日出寓意欣欣向荣燕蒸日上的祖国》、杨朔的《荔枝蜜》《借蜜蜂寓愈劳动人民“对人无所求”的梢神》、茅盾的《白杨礼赞》《借白杨寓意北方人民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袁鹰的《并冈翠竹》《以竹为寓意物歌颂井冈山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等都是靠“寓意”取胜的佳作。作家们为什么要借这些美好的形象来寓意显志呢?这是因为这些“物”，或是自己感情的“触发点”，或是自己思想的“寄托点”，所谓“情因物生”，“志以物显”，通过这些物，能更准确形象有力地表情达意。如果没有这些“物”的形象，作品就失去了诗惫和韵味.失去了艺术魅力，只留下干巴巴的思想骨架。所以“寓意”如同水果中的果汁、植物中的水分，在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在散文中)不可或缺。
要写好有“寓意”的作品，必须把握好寓意物和作品主旨作者情思两个环节，准确、贴切地抓住“物”与“意”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无疑是离意成功的标志之一。只要我们悉心观察，大千世界客观的“物”都因其内在和外在特征显示出一定的梢神含冬。如松的坚贞、竹的气节、梅的高洁、石的坚实、煤的奉献等，乃至于高山大海、雪山沙淇、小桥流水、花草虫鱼等万物，都可以因作者的洞悉观察和独特感受发掘出有思想内核的东西来。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物的精神含义与作者的情、志要有机触合，水乳交融，毫不牵强生硬。换句话说，即是着眼于寓惫物的内在的“质”与作者的情志相统一。例如黄宗英的散文《星》是怀念在文革中遇难的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的。作者以“星”为题、为寓意物来表达主旨抒发感情就很准确贴切:一是演员俗称为“明星”，选“星”为题很自然;二是上官云珠的名字“云珠”——“云中之珠”本身就很有诗意和象征意义;三是“明星”虽逝但精神长存，如星星闪烁，“在人的肉眼中，看起来是消逝了，其实她是存在的，即使撞成碎块，也还会沿着天体运行的轨道前进的”。抓准了寓惫物的精神含义，文章就巧妙有力凸现了作者的怀念之情。又如，一篇写送煤工赵春娥的祟高精神的通讯《全副身心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作者也紧扣主人公工作对象——“煤”，将她的质朴、忘我、奉献精神与“煤”的精神内质融合起来，就使文章充满内蕴和象征意味:煤燃完了，留下了煤核。煤场工人、共产党员赵春娥的红心，是永远嫩烧的“煤”，当她自己的生命之火熄灭时，仍在散发出光和热，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要写好有“寓意”的作品，也可以抓住“物”的外形特征，准确、形象、生动地加以描绘，而后与作者揭示的“内核”和抒发的情意相吻合。这其实也是许多物的形本身具有某些特征而被作家“发现”的结果:茅盾抓住了白杨树的“笔直的干、笔直的枝”的特征作为寓意物象，表达北方人民的精神形象就很贴切白然。刘征泰的《竹思)是表达母子的深厚感情的，它通过四川的慈竹—“子母竹”的相依相连如同母子形象来人笔。曾读过一篇反映南方知青生活的散文(香茅草)，作者也是通过香茅草的蓬勃旺盛、充满生命力、不畏寒暑风雨和散发清香的形与神来礼赞知青的扎根和奉献梢神的。香港作者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更是紧扣榕树的“形”、“神”来讴歌自己的母亲，寓意自然深刻，形神兼备，使故乡的榕树与母亲的形象浑然一体—它通过故乡的高大榕树“撑开遮天巨伞，抗拒逼人的酷热，洒落一地荫凉，让晒得黝黑的农人们踏着发烫的石板路到这口透一口气”，含蓄地象征地歌颂了母亲的稳重宽厚、和蔼可亲、高尚无私，只知奉献而不求索取的精神品质。它通过古榕树的驼背成了S形，“弯曲的一段树心被烧空了，形成丈多长平放的凹槽，而它仍然顽强地活着，横过溪面，昂起头来，把浓密的枝叶伸向蓝天”的生动描写，含蓄地象征地歌颂了母亲顽强屹立、经磨历劫、青春永驻的精神力盘。总之，作者笔下的榕树寓意着慈母的形象，榕树在作者笔下不再是具体的物，而是人格化的物，人情化的物，是一面母爱的旗帜在职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