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幕:1948年初秋，长沙城郊岳麓山林荫处，我郑重宣誓:“我志愿加人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力量，把我这个当时还不满18岁的少女带进那庄严一刻?
13岁，我进人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1945年，正值抗战胜利，内战风云又起之时，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们这群经过八年战乱的难童，把和平的希望系在这位伟人身上。年底，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
1946年I月10日，八路军(对外称18集团军)办事处为欢迎叶挺将军出狱举行晚会。我校的同学们应邀参加了晚会。晚会上，我有幸见到周副主席、叶挺将军、王若飞和邓发等中共“大人物”。他们都穿着普通的军装，和我们一起说说笑笑，一起扭大秧歌。这一晚，我们领略了共产党领导人的风范，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们耳闻目睹国民党军官、政客欺诈盘剥百姓的丑事太多了，对比之下，我确信，中国由这样的共产党人领导，一定会走向光明!
这短暂的接触，使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孰优孰劣，而此后在我身边的江姐等共产党人，则以他们的行为风范，诠释了党的宗旨。1947年2月，在重庆学生运动中，我为中共南方局的齐亮大哥做联络工作，常常出人在特务监视中的“周(恩来)公馆”，每回往返他都暗暗送一程。在国民党强迫中共机构的人员撤返延安，白色恐怖笼罩的危险时刻，他安排我离开山城，而自己却在山城坚持战斗到临近解放。他把群众的安危挂心上、自己却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深深感动了我。
人们熟悉的江姐(竹绮)，更是影响我一生的共产党人。
1947年夏，我在重庆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外围组织“六一”社。江姐是我的领导人。她待人亲切热情。冬天，她总是穿一件枣红色呢子大衣，在人群中很显眼。我劝她:换换衣服吧，太危险了!她撩开衣襟，里面是一件短袖蓝布旗袍。她说:“能典当的衣服都当了，要支援为躲避大搜捕而失业的同志。”寒风刮来，她冷得发抖，我不禁流下眼泪!
春节前十多天，江姐说要带我还有几位大学生下川东，入游击区。在路上，一天晚上，我被身边的吸泣声惊醒。一看，原来是江姐。江姐告诉我:“老彭(江姐的丈夫—编者注)牺牲了!”她忍着撕心裂肺的伤痛，第二天一早就安排大家立即转移。我们从云阳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来到了万县。不久，她与我暂别，原来，她不顾安危回到重庆向党组织汇报。她也曾去探望已失去父亲的爱子彭云。抚养彭云的同志哭着请她留下，她却仍执著地要回到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我们再见时，她兴奋地向我讲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她接着说:“你不是本地人，不便掩护，不如回广东找你哥哥。”她还勉励我说:“只要你坚持革命，革命组织一定会找到你。”
在她安排下，我回到广州，转到香港，偶遇我的老师廖意林。她答应带我到长沙转赴解放区。事后我才知道这时候意姐的心头之痛:正在产房的她被特务搜捕，虽然最终脱了险，她却不得不舍下只吸吮了7天乳汁的女儿……
当时我面临着两个选择:留在香港，我已考取了官立罗富国学院，毕业后可当薪棒可观的官立学校教师，而跟她走则是艰苦危险的革命之路。但江姐、意姐、齐亮大哥等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选择了革命之路。去解放区之路受阻，没过多久，我就在岳麓山，走进了那庄严神圣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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