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的进化论发展观一同，有着最鲜明的变革精神浸透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就是，积极方面歌颂革新，强调改变，主张超越(后代超越前代，将来超越现在)，号召厚攀，消极方面反对甲攀，攻击摩,憎恶修缤(陈腐的传统)，诅咒复古(以上加有黑点的字眼都引自《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书，原文不必多引了)。显然，他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他的战斗现实主义相结合，包含了个别的辩证法种子，这种结合就作了他日后跃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跳板。而且由于鲁迅把进化论和战斗现实主义联结起来，又使他早期的思想包含了唯物论的成分。诚然，他在青年时代的思想颇带有唯心论的色彩，所谓“培物质而张灵明”，“崇奉主观，张皇意力”之类的观念，就是受了斯蒂纳、叔本华、尼采诸人的影响而揭集的。他用这种唯心论的武器来提倡个性解放，攻击立宪主义者，客观上自有其反专制的战斗意义。然而当革命运动发展到需要彻底清算封建势力的时候，这种武器就不适用了。因此，鲁迅在“五四”时代大体上是采取了唯物论的观点，不过这时的唯物论还是基于直感性的认识来运用的。它主要表现在反对精神文明，反对精神胜利法(广义的)，提倡科学思想，攻击所谓“特别国情”等论著上。和反对精神文明相联的是，他提出了“生存，温饱，发展”的有名命题，把这一命题加以阐释，显然就是主张举强，改变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物质文明，克服中国的守旧势力与落后状态。他说:“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国粹主义、特别国情说是绝对不相容的。他对于个人与环境之关系的了解，大体上也是站在唯物论立场的。例如论到“时代落伍者”时，他发表过很深刻的见解:每个人只要对于时代环境有清醒的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就会“有不平而不悲观”，自然就成为时代的战士;而且只有如此，环境才能因人力而改善。在这里，人的实践对于历史的发展取得了主动的地位。正因为对于时代环境与人的实践作了清楚的估计，所以鲁迅到处强调了改变环境的必要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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