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同志曾对一个美国华籍作家代表团说:“晨近,我读不少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和作品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对近几年来大量涌现的作品,其中包括有关道德描写的作品,做出这样的估价,不是主观臆断,有其客观的依据。时代的需要是这些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但同作家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珍惜这一丰富的精神成果,在进行文学欣赏的同时,自觉接受其正确的道德教育,净化自己的心灵,提高思想境界,并在现代化伟大建设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盛人至深的遣德情感,反之,也可以展览乃至兜售腐朽的ii'_货色,败坏人们的胃口。关于人性的问题上争论了十年,在实践上也探索了儿十年,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过去,由于受“左”,我们在理论时至今日,的思想的影响,不许文学作品表现入们正常的思想感情,否则就是“人性论”,就会遭到批判。对此,周恩来同志曾严正指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近几年来,我们的创作已突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束缚,借助人性的正确描写,大胆表现人的道德品质、思想感情,取得了长足的突进。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随着文学创作的思想解放,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关人性描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作品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者相互混淆,或者相互对立,以抽象的人性取代了具体的人性。阶级性和社会性在人性的描写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的则是不分社会、不分阶级的所谓人类共通的思想情感。例如,有的作品写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单抹去他前半生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且还把他树之为人性美、道德美的最高典范。
有的作品把旧社会写得充满人哗,把新社会写得压制人性,有人性良心的是地主阶级人物,而不是共产觉员、革命者,相反,共产党员、革命者却被描绘得不讲人情、不通人性,还有的作品,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不惜敌我颠倒,过去是沙场的死敌,而今却成了握手言欢的挚友,甚至把过去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说成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友谊是道德内容之一,如果以人性论为基础,抽去其中的阶级内容,做这样是非敌我的颠倒,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扰是表面上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多年来形成的左倾思想,有很大的欺骗性,而实际上却暗暗伤害着我们的理想和信冲,因此,应当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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