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人

    提起谢冕，人们就会想到“朦胧”。我就是在他从“朦胧”诗潮的峰炭上跌落时，做了他的“干女儿”的，那年，我3岁。我想，那时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一种精神安慰品了。 大家都喊他“诗人”，这是从外表到气质最典型的诗人形象:天庭极为饱满，向前突出，让你不知其中藏了多少睿智;一双凹进的眼睛，总闪烁着洞察一切的光芒;近年新长的“啤酒肚”，更为他添了几分潇洒。于是，你感觉出来了，他肯定不是那种凄凄切切、浅吟低唱的诗人，他的诗风该是现代浪漫的。 古往今来，大凡浪漫诗人，神经总有些“毛病”，性格总有些怪癖。李白捉月而逝，普希金决斗而亡。我这位干爹也不例外。有病不吃药，脚气不上药;冬天穿单裤，夏天着长袖。这不又是位李白徐志摩式的人么?真正的放荡不羁、才高气傲。

    然而，他也会一副老花镜戴得腿儿断了，就用胶布缠上;他提个菜篮子去买菜，但不会跟小贩讨价还价;他骑自行车不敢上马路…… 最让北大中文系同事们迷惑的，就是这位诗人的“家底”。干爹究竟是富还是穷?谁也说不清。他叫穷，似乎叫得最响;但当听人说起x x x 发了“洋财”时，他又瞪大眼睛问:“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说干爹富，他出国从未到大服装店订做过衣服，只在街头个体户那儿做过两套西服，其中一套还自认为“太美了”，不敢轻易穿出去。他的衬衣、毛衣大都是 “老相知”，上面不乏破洞和补丁。有一次，他请我妈织毛衣，拿来一件旧衣做样子，妈妈对着那破破旧旧的衣服，好一阵感慨。他家饭菜很简单，很少大鱼大肉，多是粗茶淡饭。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清贫相。说他穷，可你每次去他家，总感到他们家有什么事物在变。从前几年的组合柜、双开门电冰箱、录像机，到最近的美国自动录音电话、微波炉，绝对在中文系的同行们中领导新潮流。你说他富他穷?

    诗人似乎是永远年轻、充满活力的，干爹亦不例外。跟他认识了十多年，总觉他身上那种蓬勃的生气，丝毫未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他非常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培养起一代一代的学子。他同他的学子们，似乎没有人们常说的那种“代沟”，尤其是爱诗的，更是他府上的常客。他的客厅里有朦胧昏黄的日食灯，灯下是本应放于阳光灿烂的海边的海滨椅，四周是一排排的书架。在这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气氛中，他同他的高足们高谈阔论。历来，新潮的人多是与传统派无法相和的，可是于爹这个“新潮”的人，和许多传统观念很浓的同事却相处融洽。虽然他们是“淡如水”的交情，然而你却能感到，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使他们在形式不同但又目的相同的文学道路上，携手并进。 人，越是浅薄，越好出名，乐于接受别人的采访。然而，一旦在某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往往会变得更谦虚朴实。干爹的成就可谓高了，有多少名刊大报的记者登门，都被他婉言谢绝，甚至连同事采访他，也不破规矩。

    由此，“谢冕架子大了”一类的话不胫而走。而他毕竟也有“醉” 的时候。他的“醉”，是我的骄傲;让他“醉”，是我的特权。当我接受这篇稿约后，堂而皇之的一个电话，当晚就把干爹请到了我家。面对面坐着，静静地听他讲话，他并不给我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因为他并不像一位凯旋的将军，在炫耀战绩。他总是把一些细小的事一与一些成就相交融地说出，既不显过分绚烂，亦不显琐碎。渐渐地，屋中凝成了一种气氛，有如静静流淌的河边的一支挺立兰花的宁静，又如海边沙滩上阳光热情的宣泄。让人在这种气氛中寻找、体味他的每一句话。“采访”完毕，我打趣地问他:“干爹，最近我学会了算命，很准的，你要不要试试?”他赶紧捂着手，很郑重地说:“不，我的命运决不让别人知晓，我要自己掌握。” 随便记下谢冕的一些小事，自以为已经能反映出他性格之一二。本来，他为人就是这般坦荡而又飘忽，让人很难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