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着沉重的步伐,“2012”总算安然地度过了,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却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增减。贫穷,饥饿,暴力,毒品,温室效应,核污染,能源枯竭……这一切血淋淋的字眼都让我们大意不得,生怕一个不小心就真得造就了世界末日。
有了问题,自然要寻觅解决之道。由此便产生了分歧:有的人认为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当下,首先解决手头上迫在眉睫的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将目光放长远一些,重点落在发展科学上,通过科技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尽管现代教育总是说着什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我想,人们从情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地球上遍布的其他种群来看,位于食物链最高端的高等哺乳动物,人类确乎是很小的一个种群,这种寂寞感往往让人对自己的同类有种天生的悲悯和感同身受。因此,当一个人每天面对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时,他那纤细而敏感的神经不可能不为之牵动。打个比方,假如有个地方发生了疫情,而你恰好有1000个金币,你是选择将这笔钱全部捐过去换成救灾物资,还是用它来投资科技,然后一边告诉灾民们等研制出来解药他们就没事了,一边看着成群的灾民在自己面前死去?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面一种答案吧!毕竟,投资科技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等产品研制出来,死去的灾民都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这么做颇有点“涸辙之鱼”的意味。
但当人文主义站了上风,而科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时,对于一个理性的社会来说同样是断断不允许的。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说过:“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的活动范围是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琐事而忘了看天是一种更可笑的无知。”泰勒斯由于忙于各种实验而生活窘迫,有一次他对那些嘲笑他尽做些无用的研究的势利小人说道:“你们可以嘲笑我没用,但要说知识没用,那就大错特错了。”没过多久,泰勒斯就通过自己观察分析天象得出的结果,推断出橄榄收成如何,在别人都亏本的时候狠狠地赚了一笔。
正如泰勒斯口中的知识那样,没有哪一样科学发明是毫无用处的;即使是看似无用的发明,它所蕴含的远见性与创新性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记得以前看过电视剧里的一个片段:两个人比赛谁走得直。第一人目视远方,脚印偶有歪处,路线却是笔直;第二人目视脚下,看似每一步都走得笔直,路线却歪歪扭扭。第一人赢了之后悠然道:“其实我们都没输。只不过我赢在了远方,而你赢在了脚下。”发展科学就是赢在了远方。让我们来做个假设:瘟疫第一天只有一个人染病,每个人每天会传染两个人,死亡率是40%,平时一直注重科学研究则只需10日便可研发出药品,而将资金大量投入救灾物资、平时鲜有科学研究,平息这场疫情要1个月。粗略计算一下,第一种情况下死亡人数约有7873人,第二种则约为27万亿人。长远看来优劣自是不言而喻的。
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存在:每个地方的环境以及发展程度不同,面临的情况也就不同。如果你是一个置身于灾区之外的人,你固然可以说:我选择首先发展科学,毕竟科学技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可如果你是灾区当地人,你手头有那些闲钱,你还会去投资科技吗?
1970年,赞比亚的玛丽•尤肯达修女曾写信质问美国航天专家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在目前地球上还有一些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施图林格博士回答了一个故事:一个伯爵在瘟疫重镇不顾他人不解投资一个人研究光学器件,最后推动了显微镜的发展、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要我说,施图林格博士之所以能说出这番话,是因为他是个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饥荒的美国人;即使通过媒体接触过,也无法体会到尤肯达修女那样整天处于贫穷饥饿环境中的震撼感。假如有一天美国发生了饥荒,施图林格博士却继续航天研究,结果可能是等他研究出个所以然时,美国早就消失了。“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的灾民如何等得及“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呢?
在我看来,每个国家、地区面临的处境不同,就应当承担不同的责任,做出不同的决定。哲学上说,决定事物性质的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发达国家可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以并有实力开始进行科学探索,将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世界各国承担各自的责任,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奋斗”不仅是个美好的憧憬,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最好途径。
记得电影《2012》的最后时刻,赫尔姆斯利博士说过“两天前我看到一句话,它的作者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他说:‘当我们不为他人而战时,那就是我们失去人性的时候 ’”,正是这番话让各国领导人一致决定打开方舟的大门,拯救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们。现在我亦想用这句话来向世界发出呼吁:是时候放下矛盾,为共同谋划人类的明天好好想一想了。
其实无论是人文还是科学,都是源于生活而反作用于生活。无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最终的目的都应该只有一个——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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