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谈谈实用主义
世俗社会最常用的三大哲学流派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而实用主义无疑是第一大流派。
（一）实用主义的定义
实用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是美国的半官方哲学。
关于实用主义，冯友兰总结为：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是一种不可知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不能走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对于我们有用，即有用就是真理，忽略所谓客观的真理。
美国实用主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实用主义成员同时反对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某些概念是先天的，一是认为作为知识基础的感觉材料和经验是绝对确定的。原则上说，所有知识都是可错的，但可以改进。科学是一种在由研究者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内部展开的批判性活动。这个研究者共同体所能提供的，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知识。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有皮尔士、杜威和威廉·詹姆斯。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真理主要不是命题与实在的一致（真理的符合论），而是富有能力的研究者在自由公开的讨论中可能达成的同意。真理是一个理想的研究者共同体在无尽过程中不断趋近的结果。在皮尔士看来，既不存在自明的理性原则（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存在绝对可靠的材料和感觉印象（如逻辑实证主义）。
（二）为何实用主义那么流行
中国与美国文化背景与文化传统相距甚远，但有一方面却是共同的，就是都奉行实用主义，这是为何呢？
个人认为，正因为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起点不一样，所以不能照搬其它国家现有的模式，需要走出自己的路；再加上都是大国，有实力探索未知的领域，而探索都是尝试性的。这些都需要小步试探式前进的务实态度，中国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美国提出的干中学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实用主义与中庸之道（据朱熹注，中庸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有关，实用主义认为有用就是真理，在日常生活中，中庸的态度是恰如其分的，也即有用的，所以实用主义往往表现为中庸的态度。中间选民理论可以进一步用来说明为何中庸的态度是受大部分人欢迎的。先简单解释一下中间选民理论：在一个没有绝对的对错的众多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人们的态度会成正态分布，持中间态度的人数最多，持极端态度的人数会较少，按人头投票，最终持中间态度的选民选择的方案会获胜。这个理论有两点启发：一是，想要获得选举胜利，就要尽量靠近中间选民的态度；二是，每个党派都这么做，最终会出现党派观点的趋同（这样就无所谓党派原则，有用就是真理）。只要采用更为中立态度就可以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因此秉持实用主义的人就会变得中庸。
从微观上来说，国人的中庸之道，美国人的实用主义都是为了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而且上述也阐明了实用主义和中庸之道之间的关系。
（三）儒家的实用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区别
儒家实用哲学里面有实用主义的因素，但是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首先是对谁有用。儒家理论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理论，儒家的有用是首先对集体或社会有用；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美国实用主义的有用是首先对个人有用，这是儒家的实用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的根本区别。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优缺点对比，这里就不展开了。
其次是什么有用。美国的实用主义更多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机械工业、流水线的发展，对分工和效率的要求催生了实用主义；而技术的潜力是巨大的，符合实用主义的原则，所以实用主义进一步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严格来说，未来有用，现在没用的事情，并不符合实用主义的“有用就是真理”原则。但是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利弊，奉行实用主义就会陷入危机。鉴于科学技术的巨大正外部性，务实的态度就是允许研究人员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无用”的探索。
技术追求的是真，所以真实和诚信在美国实用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为达目的，使用权谋是有所冲突的。由于中国古代并不重视科技的发展，所以儒家的实用哲学，不是使用技术手段，而主要通过资源的重新分配来解决问题，这往往使用权谋，到最后，儒家实用哲学就是放弃儒家，使用道家的手段，这就是“外儒内道”。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中使用欺诈也是被允许的，真实和诚信与结果相比，就居于次要位置。
（四）王阳明的心学和实用主义的区别
王阳明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们可以通过行为来改变认知，不断超越自己，这并不涉及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做。而心学的致良知部分，良知是顺应天道而赋予（不学而得）的智慧。致良知的判断标准就是合于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合于事物的发展规律，往往就会起效果，也就是有用。这与实用主义就达成了一致。
天道，摸不着看不到，但是有没有用，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所以我们往往使用有用来替代顺应天道。这样王阳明的心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实用主义，这就是很多人以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实用主义的原因。
但是天道和有用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存在符合天道但没有用的事情。而且美国实用主义不承认存在自明的理性原则，更不用说天道了。
文章二：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密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从思想源流上，来源于古希腊的快乐主义伦理学传统。快乐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所创立的昔勒尼学派。另外，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也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谟（Hume）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密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是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露头。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英文原名是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πρανμα，意思即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关注行动是否能带来某种实际的效果，也就是关注直接的效用、利益， 有用即是真理 ，无用即为谬误。
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贝克莱—休谟—孔德的经验主义路线，经验是世界的基础，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它也继承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主义和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实用主义把理论行动主义化和功利主义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
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
所谓真理建立在可接受性上，如果一个论断或判断可接受，则为真；若不可接受则为假（认识论观点）
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
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它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
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
行动优于教条，经验优于僵化的原则；
概念的意义来自其结果，真理的意义来自于应证。
文章三：拒绝功利的实用主义
近日，北京市一位老领导在座谈会中说，群众对有些干部不满意，主要是对干部的德不满意，有的干部仅仅为了升迁而做事，有的为一己私利拉帮结派，等等。
仅仅为了升迁才做事的官员，是“功利的实用主义”一种典型表现。举目四望，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表现并不鲜见。秉持这样的价值，就会将狭隘的个人利益、露骨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看做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为获利润，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为求升迁，投机取巧不择手段；为谋得利，损人利己在所不惜。当这种功利的实用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效果”就成为评价一切的标准，注重的不是客观实际，而是主观目的；关注的不是行动规则，而是利益结果。
实际上，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如果“功利”指的是“整体福利最大化”，是“幸福总量最大化”，这自然不无可取。但功利的实用主义者，却往往缺少看大局、看长远、看全体的眼光，因此沉迷于短期效果、计较于局部利益、裹足于一己得失。在这样的“实用哲学”之下，底线可以突破，规则可以冲撞，信仰可以亵渎，道德可以无视。
作为一种价值观，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功利的实用主义者们往往因私忘公，只讲索取、不讲责任，他们会把社会、他人都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可以不择手段、背离道义。作为一种发展观，功利的实用主义者们则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与科学发展背道而驰，跟实事求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可以说，这是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拒绝功利的实用主义，并非否定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更不是反对务实的精神，而是要警惕把一切都功利化、目的化、实用化的倾向，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一些地方为了GDP增长，不惜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了“大干快上”，欠下巨额财政债务；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违法占地，造成诸多社会矛盾。如果功利的实用主义弥散开去，难免会成为侵蚀正确价值观的毒雾。
要廓清功利的实用主义，需要还原事物的本真意义，形成超越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公共价值观。比如，办企业要讲究“取之有道”，而不能不择手段；办大学要追求大学精神，不能要求学生“赚不到4000万别来见我”；做媒体要讲求社会责任，不能唯“眼球”是从；做人要讲诚信，不能“有奶便是娘”；做官要讲政德，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
对一个社会来说，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是一块试金石，它决定着世道人心,社会走向。少一些功利的实用主义，就会多一些高尚的道德理想；少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就会多一些可持续的发展；少一些膨胀的功利意识，就会使我们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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