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在人们眼中似乎是独居山林,远离尘嚣之人,然而一个真正的影视不应该只是避开门前的车马喧嚣,而应该在心里修篱种菊。
说到隐士人们往往会想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人们总是觉得他避世脱俗超然世外,然而在李泽厚先生的研究中,陶公却有一种不一样的形象“超然事外”。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人与自然应该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
在政治动荡的魏晋时期,这天人合一的“理想”在社会矛盾冲击中,早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这个时代涌现出:二王,竹林七贤,王谢等等名士。这类名士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但是真正打动我的是陶潜。
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令”到“寄情自然,爱恋简朴生活的隐士”陶潜讲真与众不同,虽然同样是采取这种所谓“政治性退隐”,但它与阮籍的“忧愤无端,任性终日”是不同的,陶渊明做到了真正退隐。他在权利倾轧后留下的伤痛,他在迷失惆怅之后的伤痕。这一切都足以打倒他,但他选择凤凰涅磐。他选择用心灵的澄澈来对抗迷茫的现实。他在山水之中赋予他的美学思想无尽的生命力。他在其中寻求“真意”,寻求美学哲思,他尽自己所能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样的他,让后世的研究者们为之痴狂。在陶渊明眼中自然景物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自然景物并不只是一堆仅供观赏,满足五官感受的死物,而是慰藉心灵的有灵之物,他并没有真正的脱离世界,而是通过避过喧嚣之事,在尘世中找到他的幸福。他借《山海经》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他不仅仅是一个天人合一的隐者,更是一个大自然的崇拜者。
陶渊明的隐避,美在他用超然世外远避尘嚣的勇气,美在他将自然内化于心外化于情留给后世文学的珍宝,他开创的山水田园诗派,给中国美学历史一个新的打开方式。中国传统的意境可以理解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恰恰是“天人合一”的点缀。历史上还有一位隐者,他是唐代的寒山。寒山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后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他没有陶渊明那般动荡折磨,却又这般相似,他们归于山林,成就“天人合一”这颇有殊同归之感。
寒山诗云;:“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寒山的洒脱是看清了尘世喧嚣,而后选择在心里修篱种菊,他大概早已把环境和佛道融于内心了。寒山浪游天下,最后选择皈依佛门,隐居天台,和高僧畅谈,隐修于世。在大唐盛世,他为何要做隐者?因为他无法在尘世中求得荣耀,在三十岁以后,他是被迫走上一条与流俗文人不同的道路。这期间,他要经历多少折磨和自我超越,才能摆脱尘世的束缚,跳出世俗主流的价值观,独自为自己寻找一个生存的依托。
寒山之道不仅美在冰未释雾朦胧的山林幽景,而且还美在与促进了佛学、哲学与自然的合一。他用他通俗易懂,机趣昂然的诗作,陈述自己的境遇为世人指点迷津。他以超世之心行入世之事,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只有在唐朝这样的盛世年华才能孕育。
不同的时代背景却成了美学发展的催化剂,每个时代的隐者都有着自己的风范,他们在寻求生命意义的路上留下艺术,缔造了美,描绘了历史。他们交给自己的这张答卷,也带给了后世的人们丰富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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